阿莫多瓦：西班牙式的巴羅克萬花筒

現今西班牙最具盛名、且最重要的電影導演，同時是少數幾個非英語系電影、能部部保證在美國公開放映而賣座不俗的導演派德羅·阿莫多瓦這樣說道：“我小的時候，我的‘過去’就是我從電影上看到的生活。現在我就在親手建設代表我自己的下一個‘過去’，在我的電影裏。黑暗的過去和現在的區別就在於我有能力在電影裏創作一個我自己所創作的未來，那是我所決定、所想要的未來。”

除在電影創作上屢令人耳目一新外，這位西班牙電影大師在其他方面亦有驚人之舉：他是80年代初西班牙首都常被人評頭論足的“阿莫多瓦和麥克納馬拉”二人唱組合的主唱歌手；在自編、自導、自製的影片《激情迷宮》中，他化著濃妝、穿著女性服裝，大膽地以女人的造型出現；1987年，他和弟弟組建了頗具實力的家族式“欲望無限”電影製作公司，西班牙電影有史以來票房最好的五部影片當中，有三部由“欲望無限”公司出品，分別是第一名的《瀕臨崩潰的女人》，第二名的《高跟鞋》以及第五名的《捆著我，綁著我》。

多元文化形式的象徵

大眾為阿莫多瓦貼上的一個慣常標籤是“西班牙的國寶級電影大師”，而自20世紀80年代中期，阿爾莫多瓦這個聽起來有些肥胖意味的名字便如同烈酒、吉他、探戈和拉丁詠歎調一樣已成為馬德里展示給世界的多元化文化形式象徵。“西班牙提供給我世界其他地方所不能有的激情，”阿莫多瓦說，“各個地方的自由感受是截然不同的，我的一切都代表了這個國家，我就是為電影而生。”

如今的阿爾莫多瓦已不再是20世紀七八十年代西班牙馬德里大眾文化運動La Movida的一位活躍分子和代表人物，儘管他的片子裏仍然充斥著變性人、吸毒者、多元文化下的各種邊緣分子，但他本人已被主流文化接受為“國際知名導演”。惟一他所不認可的改變是：“某種程度上講我依然是個邊緣人，我僅憑自己的判斷來做決定，要往哪里去，而不是聽電影工業的，也不聽觀眾的，自己掌控自己的事業。大家現在喜歡我的電影並給了很多獎，但我依然保持跟過去一樣的獨立性。”

阿莫多瓦是公認的西方後現代電影先驅者之一，對後現代的理解和貫徹可謂達到了揮灑自如的狀態，幾乎所有電影史上的幽靈都得以重現在他的作品裏。其影片捆綁了和純商業片相似的情節，從美國類型片中取得借鑒卻又無法歸入任何類型，與一般純商業片的差異極大，正如阿莫多瓦自己所說的那樣：“我去掉情節劇中最為虛假的部分，使之與現實結合……我捨棄了新現實主義中充滿傷感的元素，而代之以黑色幽默。”他還談到所受到的文化影響：“60年代盛行的‘波普文化’哺育了我……對我影響最大的歐洲電影運動是‘新現實主義’……我特別對美國影片感興趣，像希區柯克的《眩暈》……美國的‘黑色影片’和西部片是我鍾愛的類型……在我的影片中出現了其他的電影類型，不是因為我是一位電影愛好者，也不是因為我是那種善於引證其他創作者的人，我認為我的影片是極為獨立的。其實也可以說我是一個賊，我借用了某些影片的片斷來活躍我的作品。當在我的影片中出現了別人的影片片斷時，這並不是對其尊崇，而是一種剽竊。我偷了它，讓它融入到我寫的故事中，因而出現了一種活躍的方式”。

除了對電影史的“模仿”，阿氏影片更是當代風尚的彙集：盡攬廣告、MTV、新聞播報、搖滾樂、色情畫插圖等最流行媚俗的媒體文化，使之形成一個五花八門、繽紛離奇的後現代影像世界。阿莫多瓦尤為偏愛廣告，他坦言：“廣告猶如上帝和惡魔一樣，無處不在。廣告的類型就像電影的類型……廣告是一種對荒誕、幽默、超現實主義敞開大門的類型，所以我對廣告感興趣，並把它看做小電影。”阿氏的影片不乏強烈的美術造型，這些造型十分接近廣告片意義上的美學。

華麗斑斕的詠歎調

阿莫多瓦出道伊始，佛朗哥政權剛剛倒臺，從桎梏中掙脫的西班牙需要“新生活”，年輕人不再滿足于“歐洲中心夢”。當時的馬德里劇院深夜場放映的是美國獨立製片和法國新浪潮的電影，很多酒吧建立起非主流的電影場所。阿莫多瓦最早的電影即以這種被稱為“午夜和儀式”的形式放映，這使得在傳媒中“時尚”的阿莫多瓦在學術界卻具有嚴肅的意義。對20世紀80年代的藝術電影發行商或資助人而言，法斯賓德和帕索裏尼已經過世，而戈達爾和費裏尼則已式微，法國新秀貝內和呂克·貝松尚未形成氣候，只有阿莫多瓦稱得上是品質皆備的“作者”—— 阿爾莫多瓦在以沉重、晦澀著稱的歐洲藝術影壇樹立了獨屬於自己的個性鮮明的旗幟：以嘲弄、戲謔的姿態、肥皂劇甚至鬧劇的形式講述著一個個怪異可笑卻令人深省的通俗故事。他的角色總是帶點荒謬色彩的特異分子，鋪陳誇張的劇情混合著源源不絕的黑色諷刺幽默和離奇的想像力，具有很強的觀賞性和娛樂性。“對於西班牙，他是最持續最具有想像力的貢獻。”

然而阿莫多瓦並非橫空出世。西班牙前輩大師路易士·布努艾爾、卡洛斯·紹拉的影片都曾予以其無窮的教益，而在影片的風格化上阿莫多瓦則比兩位前輩有過之而無不及。阿莫多瓦將布努艾爾的憤世疾俗和紹拉的冷峻嚴厲化為更具現代感的冷嘲熱諷式的喜劇和鬧劇，並配以濃墨重彩、感情熾烈的畫面，融合好萊塢式的多種戲劇因素：愛情、兇殺、色情、同性戀、歌舞、精神變異、內心痛苦於一體，使得影片雅俗共賞。

影評人常將阿莫多瓦和“新德國電影的心臟”法斯賓德相提並論。但不同於法斯賓德的“絕望”母題，阿莫多瓦宣導的是一種無拘無束的享樂主義，是“希望”。在看似邊緣、另類的故事裏，阿莫多瓦講述的是每個人都有可能經歷的內心掙扎，發出的是自由、包容和自身解放的呐喊。阿氏電影中必不可少的元素——極端或異常人物和其行為方式並不能掩蓋導演所要表達的溫情，所有不可思議的感情都值得憐憫和珍視，人性本身的光輝不可遮蔽，而且從《顫抖的欲望》開始，阿莫多瓦便越來越致力於這種人性，使用的方式也趨於簡約。阿莫多瓦說：“在我所有的電影中，救贖是我的主題，也是最吸引人的方面……不過，這只是一種藝術表現形式，我不會讓它發生在我的生活中。有時，我的朋友把自己當成救世主時，我通常會阻止他們這麼做，我會說：‘那只是藝術，它只存在於另一世界中。’”

而阿莫多瓦獨樹一幟的色彩運用在其影片中有著重要作用。那些恣意運用的鮮豔誇張的色彩同影片中狂野混亂的情景相得益彰，除了強烈的視覺衝擊，更隱喻著看似平靜的社會中所存在的各種問題。紅色是阿莫多瓦電影最明顯的標誌，象徵著生命和情欲，更象徵著女性。在《瀕臨崩潰的女人》、《高跟鞋》、《關於我母親》等重要作品中，紅色都起到了舉足輕重的作用。“儘管我出生在卡斯蒂利亞，”阿莫多瓦說，“但我成長的時期是60年代，那是‘波普’誕生的年代，發生了一場色彩爆炸。我認為這是導致我如此運用色彩的根源之一……在我骨子裏有一種對色彩的自然傾向性。這符合我及我作品中的人物性格，因為他們的行為是很巴羅克式的，而這種色彩的爆炸對這些人物的創作與塑造是非常適合的。”

西班牙文化轉型的見證

阿莫多瓦在少年時代曾這樣描述過電影對他的意義：“電影就象一扇夢幻的窗戶，我很確定我從中看到的世界比我生活的世界更為有趣。”而阿莫多瓦五十幾年的人生無疑西班牙文化轉變的重要見證人。

阿莫多瓦1949年9月24日出生於拉曼卻平原地區一個貧窮的小村莊卡爾澤達，這一地區正是賽凡提斯敷衍其唐吉訶德故事的地方。由於父親的販酒事業經營不善，阿莫多瓦的童年十分貧苦。八歲時，他隨家人搬至艾克斯杜雷馬杜拉省，並在那裏進入教會學校學習。專制的教育制度和被神父性侵害的經歷使少年時的阿莫多瓦對宗教產生疑惑並最終喪失信仰。他後來談及這段生活時聲稱：“對我來說，在這樣的環境裏長大就像在亞瑟國王皇宮裏的一個宇航員一樣。”正是在這一時期他瘋狂地迷戀上電影，並看遍了所有能看到的電影。

16歲時阿莫多瓦放棄了進入修道院大學的機會，獨自移居馬德里學習和製作電影。但在當時的強權政策下，國立電影藝術學院已經關閉，他不得不一邊打工維持生計一邊自學電影的基本理論。他在西班牙電話公司找了份工作，並工作了12年。他形成了自己獨特而固定的生活模式：白天為各種客戶推銷產品，晚上便開始寫短篇故事、嘲諷性的新聞短片和廣告片。他還為地下刊物創作小說和漫畫，參加業餘劇團的演出，甚至還組織了一支戲謔模仿他人作品的“阿莫多瓦和麥克納馬拉”搖滾樂隊。這份工作不僅使阿莫多瓦攢錢購買了一架超八攝影機，開始拍攝一系列家庭手工式的地下電影作品，而且讓他接觸到西班牙眾多的中產階級家庭，正是他們的悲傷和快樂為阿莫多瓦日後的創作提供了大量寶貴的素材和靈感。

1975年，統治西班牙近半個世紀的獨裁者佛朗哥去世，一個新的時代到來了。在適逢西班牙民主過程最高潮的1980年，阿莫多瓦的第一部劇情長片《佩比、露西、伯姆和其他姑娘們》一經公映即引起巨大反響。阿莫多瓦說：“我的電影就是對舊時佛朗哥時代的反作用力，我有足夠的能力反映那時的生活，我們壓抑了太久，是該享受自由的時代了。而大眾文化運動的宗旨就是要解放性，接受各種藝術形式，是歐美朋克及嬉皮運動的綜合產物。”

在欲望的立場上不作傳統的道德批判，形成阿莫多瓦此後所有作品的共同特色。從《我為什麼命該如此》（1984年）開始趨於明確後，阿莫多瓦遂擺脫前面幾部片子的粗糙搞怪和缺乏立足的寫實性邏輯，形成了個人的鮮明風格。1986年，阿莫多瓦推出半自傳式的《欲望的法則》，這部大膽刺激的作品順利地打開了美國的電影市場。隨後，他創建了家族電影企業“欲望無限”公司，在80年代西班牙電影工業受美國巨大衝擊而嚴重衰退之際，由該公司出品的阿莫多瓦作品卻屢創佳績。1988年的《瀕臨崩潰的女人》將阿莫多瓦的欲望創作推向高峰，此片不僅使其被喻為75年佛朗哥死後西班牙最偉大的導演，還為他贏得了國際影壇上的諸多聲譽，創下了西班牙電影史上最高的票房收入，780萬美元，並保持了10年之久。

進入90年代，阿莫多瓦絲毫沒有放慢創作的腳步，愛恨交織的《高跟鞋》（1991年）、怪異諷刺的《奇卡》（1993年）、樸實細膩的《我的神秘之花》（1995年）、激情澎湃的《顫抖的欲望》（1997年）及深刻感人的《關於我的母親》（1999年），乃至大獲好評的《對她說》（2002年）和《回歸》（2006年），這些風格迥異的作品都驗證出這位元大師旺盛的創造力和處理不同題材影片的卓越才華。

永恆女性的崇拜者

阿莫多瓦的所有影片有一個永恆不變的基調，即是對女性的頂禮膜拜，特別是那些傷痕累累的女性。與其他男性導演不同，這位被稱之為“女性主義”的西班牙導演始終關注著女性，他以一種理解和關懷的姿態，細膩溫情地刻畫著女性敏感的精神世界。在他拍攝的13部影片中，女性題材占去了一半。《瀕臨精神崩潰的女人》、《基卡》、《高跟鞋》、《我的秘密之花》、《顫動的肉體》、《我的母親》都是傑出的女性電影。“……她們那麼獨立、那麼堅強、有決定事情的能力”。即使遭遇坎坷，也是自己的意志使然，是“自己行為的犧牲品”。她們的性格、行動和不計後果的天然率真看起來仿若那位吉普賽女子卡門的後裔，但其內心深處那獨特的柔情卻是任何極端做法所無法掩蓋的，而阿莫多瓦所要表現的正是這種蹂躪於這個瘋狂世界卻毫不泯滅的稀有物質。

“我是聽女人的話長大的。”喜歡拍攝女人題材的阿莫多瓦從兒時便開始描畫關於女人的素描，“我的家在西班牙中南部的一個土地貧瘠，民風保守的小鎮。女人們坐在天井裏縫製勞作，或在樹陰下的搖椅上伴隨時間流逝，日復一日，無所變更，全然不見城市中不甘平淡的焦躁。她們一邊幹活、一邊聊天，東家長、西家短的，誰家女人和別人家的男人好了，誰家出了丟臉的事情了，或誰家鬧鬼了，她們就在那裏絮絮叨叨的，口中的話語飄蕩在小鎮，就像風吹過街道，其實有些話根本不適合小孩子聽，但她們只當我像桌子、椅子一樣不存在，結果這些故事和這些女人們講話時的樣子就被我記下來了。”

《瀕臨精神崩潰的女人》尖銳地涉及了對女性的性特徵和欲望的敏感題材，是阿莫多瓦本人最為滿意的一部女性題材影片，也確立了其“女性導演”的地位；而1999年的那部《關於我的母親》則被認為是阿莫多瓦女性題材的電影中登峰造極之作。

除了熱中于女性題材，阿莫多瓦還是一個敏銳的社會學家，宗教、兇殺、毒品、偷窺、家庭暴力、婚外戀、同性戀、變性、媒體侵犯隱私等各種社會現象在其作品中均有所展示。在阿莫多瓦那些看似荒誕的情節背後，隱藏著生活巨大的真實。